2025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推出特别策划——“对话·上海地铁读书人”系列视频，随机访问10位上海地铁阅读者，从他们的故事里管窥都市人的阅读习惯与文化生态。

孙先生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专长为知识产权法和网络信息法。记者向他说明来意时提到，这是为“4.23世界读书日”所做的新闻专题，原本对采访有所顾虑的他马上有了兴趣，表示自己知道“4.23”，因为他的专业是版权法，这个日子的全称应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但大家现在一般都说‘世界读书日’”。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汉译有“世界图书日”“世界阅读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由西班牙转交方案给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今年是第30届。这个日期与一些知名作家的生卒有关，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都逝世于1616年4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4月23日等。

在地铁上遇到孙先生时，他正在读《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美]莫顿·J.霍维茨著，谢鸿飞译，雅理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美国法并非他专攻的领域，读这本书是想从发展和演进的脉络中找到理解当下规则的钥匙。这本书是“出门前临时在书架上拿的”，有时也会特别为第二天的地铁通勤准备好想读的书，比如最近想看余华的《我胆小如鼠》。

孙先生觉得地铁“总体上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阅读环境”，因为可以把旅途中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真正读进去也不觉得环境嘈杂。他认为读书没有禁忌，不受时间、地点的影响。

记者还就数据时代图书版权面临的新情况与新挑战请教了孙先生（孙益武，上海政法学院）。他表示，不同于之前摄影技术等单项技术对图书版权的冲击，数据时代对图书版权的影响是全面的或系统性的。在内容创作端，新技术使得创作更加便利，随时随地可以完成并不局限于文字表达的创作，创作类型呈现包容性和多元化。在内容复制和传播端，网络复制和即时传播使得内容分享便捷且高效，传统出版市场面临数字内容平台的蚕食。在利益激励层面，作者和传播者的权利变现更加独立，较少受制于中介的约束，智慧变现的经营模式从B2B（出版社与书店）转换成C2C（作者与读者）。图书版权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最大冲击还来自于盗版的猖獗；尽管数字时代的版权法赋予作者实施技术保护措施的权利，然而，权利人在与盗版者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反复博弈中，并不占优势；数字时代的未授权复制品不再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完全可以做到“价廉物美”。图书版权保护既要依赖法律保障和技术控制，也要依赖于读者对作者投入的认可，尊重版权的文化使用户不再成为引诱盗版的“始作俑者”，使盗版没有市场且无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