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事发婚房。受访者供图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被告席某某因违背女方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引发的社会舆论已持续两年。二审判决后，审判长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披露了诸多案件细节，解疑释法，但并未完全平息争议，网上一些讨论更是偏离了法律与事实的轨道，成为情绪化的宣泄。

透过个案看现象，从“订婚是否是性许可”的传统观念之争，到“彩礼是否等同于性权利”的认知撕裂，这些争议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困境：我们现实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性同意的理解仍停留在“蒙昧状态”，其根源在于性教育长期系统性的缺失。

舆论中有一些观点、声音是这一现实生态的集中折射。譬如，“订了婚就是一家人，发生关系天经地义”“给了彩礼就有资格发生关系”。这种将婚约异化为性行为“许可证”的观念，残酷地展现了传统婚俗对性自主权的无视。更有甚者，将“房产加名”与性权利直接挂钩，这无疑是一种将女性物化为交易标的的思维，本质上是对性同意权利的吞噬。

最激烈的争议点在于当事人发生性行为是否违背了妇女意志。庭审披露了若干细节，包括被害人曾明确表示拒绝婚前性行为，手腕、双臂有因为反抗造成的淤青，点燃窗帘求救等等。按照常人常情常理，这是明确、坚定的拒绝。但有人却恶意解读为“欲迎还拒”，更有甚者将之与“仙人跳”诈骗类比。这事实上是将被害者置于“完美受害者”的苛责中。

这种思维与部分影视作品中“女人说不就是要”的畸形叙事密不可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青少年的性知识多来自于影视作品、网络短视频等渠道。其中，不少内容将性暴力“浪漫化”，将反抗行为“戏剧化”，让不少人形成“半推半就”就是性同意的错误认知。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一些人眼中，处女膜是否完整竟然也被认定为是否构成强奸的可呈堂证供的“标准”。这一判决本应成为破除“处女膜崇拜”的科普契机，但网络舆论中“没破膜算什么强奸”的声浪，进一步暴露了性教育的尴尬处境。

现实中性教育的薄弱、缺位不仅扭曲了人们的行为认知，也弱化了法律威慑力，消解了司法的社会教育功能。尤为需要批判的是，一些人为一己之私，不惜通过泄露隐私制造舆论压力，将法律争议简化为“男女对立”的流量狂欢，最终导致大众理性讨论空间被挤压。

从司法到现实，此案一个特别启示是，该重视性教育的问题了，不要再让暴力案件成为男女对立的导火索。此次判决明确否定“订婚即性许可”的传统观念，这为性同意教育提供了司法范本。性行为的合法性仅取决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与婚约、彩礼等外在因素无关。

更长远的行动和措施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性教育、性伦理的建设。当前，中小学性教育教材基本上仍聚焦生理卫生，有必要将性教育纳入中小学独立课程体系，通过系统化教学破除社会认知误区，全面传递性教育的核心内涵，包括人格塑造、生命教育和价值观培养，科学构建青少年对“性”的认知框架。对于成年人，亦有极大必要加大反性暴力教育，重点破除“亲密关系豁免权”等认知误区。

法律可以划定行为的边界，却无法自动填补人们认知的沟壑。从“身体归属”到“意志自主”，从“传统规训”到“权利自觉”，这场关乎性伦理的文明启蒙，需要教育者、司法者与社会公民的共同参与，让“性同意”不再是被遮蔽的常识，而成为每个人捍卫爱情与婚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