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中信书店上海江湾里店，乔治城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立之携其新书《从点击到繁荣：中国电商的政治经济学》(英文原标题：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与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林垚围绕“中国电商崛起的制度密码”展开对谈，对中国电商如何在短短20年间从无到有、成长为全球最大在线零售市场进行了深入解析。

“建制外包”：政府与平台公司合作的关键密码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电商以令人瞩目的速度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市场，其在线零售额占全球市场的近50%。但早期的电商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假货泛滥、线上交易信任缺乏、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同时许多海外电商平台水土不服。例如，eBay在移植其根植于西方的商业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后，却因各种问题而败退。

刘立之和林垚围绕“中国电商崛起的制度密码”展开对谈。

林垚回忆了自己在2007年赴美读博时所感受到的中国电商萌芽阶段的薄弱，尤其是当时美国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的电商难成气候，因为难以建立信任体系。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电商的发展反而超越了许多国家，这背后隐藏的原因显然值得深入的学术探究，也说明了刘立之这本新作的重要性。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刘立之新书书封

对谈中，刘教授系统阐述了她书中的核心理论——“建制外包” (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法制尚不健全或难以全面执行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默许或合同，将部分政经和社会职能分给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私有监管中介’。这一机制体现了一种政企共建的制度创新路径，国家通过赋权并激励市场主体参与治理，以实现制度建设的灵活推进与治理职能的有效供给。

换言之，中国电商制度的成功正是源于国家与平台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分工。在法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平台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得不主动填补制度空白，发展出一整套完善的在线经济制度，例如合同执行与纠纷调解机制。

活动现场

以淘宝为例，其通过建立一系列私有规则来保障交易安全与用户信任，如支付宝的“担保支付”、在线信誉评价体系、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以及“大众评审”机制，使用户即使在缺乏正式法律保障的环境中也能安心交易，极大促进了电商生态的发展。同时，政府则通过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许可了这种做法。

近年来，这种制度共建的合作模式不断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如“城市大脑”的建设、在线反诈骗系统的开发，乃至协助打击拐卖儿童等社会问题。平台不仅是商业交易的中介，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

电商发展如何重构了央地关系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电商的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央地关系格局。在传统的城乡交易模式下，大多数商业活动局限于单一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与纠纷处理中的角色尤为关键。然而，随着电商的兴起，大量跨地域的小额交易迅速涌现，突破了既有的行政边界，也超出了地方政府单独治理的能力范围。在地方间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的背景下，这一变迁对现行治理体系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以司法管辖为例，在互联网法院设立之前，多数地方对涉及本地居民但跨地域的电商纠纷并不具备清晰的司法管辖权，进而导致平台企业注册地的法院成为处理全国性、跨省交易纠纷的“司法集中地”。这一现象不仅凸显了平台经济对传统地方权责划分体系的冲击，也进一步提升了平台企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地位。在跨区域治理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国家在实践中日益依赖具有全国网络和数据优势的平台企业，借助其技术能力和信息资源实现协同治理。

检视央地关系下的平台角色，林垚认为，平台企业以其强大的网络效应，获得了与地方政府谈判的更大砝码，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优惠的政策或补贴。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平台公司的强势。

“电商发展二十年的历程，本质上也是一部国家与平台互动关系不断调整与重构的历史。”刘立之指出。在早期阶段，政府采取“先发展、后监管”的宽松政策，为电商行业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制度红利。自2020年至2023年，随着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日益凸显，监管逻辑发生转变，进入“强监管”时期。自2023年以来，政策重心再次发生调整，政府开始强调监管需要同时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强调平台和互联网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与参与全球竞争中的关键角色。

刘立之说，中国电商的发展历史对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兴科技领域提供了宝贵经验。她认为，与电商类似，政府如何在“宽”“严”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避免市场失灵的同时，有效利用平台力量探索制度创新，仍是关键议题。

电商改变农村的双面性

在刘立之的实地调研和随机对照试验中，她发现电商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在江苏徐州某村，一个原本贫穷的村庄，通过电商成功发展家具产业而声名远扬。许多村民借助电商卖家身份走出了困境，并迅速积累财富。但这种致富故事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

她回忆道，她的研究初衷之一便是希望了解电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村摆脱贫困和闭塞，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农民直接参与全国市场。通过在100个村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刘立之发现，电商带来的大多数农村地区福利来自“购买”而非“卖货”。一方面，电商确实带来了城乡消费平权。在电商引入后，村民面对的商品价格、质量和品种多样性确实得到了显著改善，购买力得到提升，为农民带来了福利。但与此同时，农民能否通过电商卖货走向致富，却很难一蹴而就；以卖货闻名的“淘宝村”的成功，也很难在一般的农村地区复制。“农村的资源和教育水平差距，使得大部分农民并未成为活跃的卖家，只有少数人利用电商成功突围。这反映出，要想把农民也变成卖家，光有电商提供的全国市场入口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比如教育培训、产品宣传，农产品标准化等，”刘教授指出。

此外，电商也可能对社会不平等造成复杂的影响。一方面，电商降低了村子之间的不平等，最为偏远的村因为物流网络的覆盖得到的福利最多。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村子内部，电商可能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因为更年轻、更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使用电商并且享受电商带来的经济福利。

“电商出海”的挑战与潜力

中国电商在国内迅速壮大的同时，也逐步迈向海外。近年来，诸如拼多多海外版等中国平台公司以低价策略迅速打开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东南亚、美洲甚至非洲市场显示出强劲竞争力。然而，关税问题等国际贸易的壁垒，也对跨境电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于中国电商出海的未来前景，刘教授认为，中国电商从国内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学到了弥补制度不足的经验，这使许多平台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具有“降维打击”的效果。然而，她同时指出，国际市场的复杂政治经济环境，可能迫使中国电商公司逐步调整模式，寻求更多的本地化策略。

最后，刘立之强调，电商作为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多重维度。不仅包括“给钱、给地、给政策”等典型的“有为”政府措施，也包括“包容审慎监管”、“先发展后规范”等看似“无为”但实则极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后者为新兴产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监管红利”，是电商行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垚总结道：“电商不仅仅是商品交易的工具，它也是国家创新管理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实验样本。”未来，不论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平台经济模式，其制度因素和创新路径的逻辑都值得科学家、社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