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硝烟｜“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DTCMS 新闻发布网

莫名的硝烟｜“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

article/2025/5/24 8:29:55

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开始！——约翰·鲍威尔

一、9月18日白天没啥大新闻

1931年9月18日白天，从新闻的角度说，乏善可陈。最大的新闻，由新闻机构自己制造。爱国报人刘髯公创办的《新天津报》，刊发了一条假消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江西被谋杀。

当日，报馆被天津市政当局查封，报纸被勒令停刊。签署查封令的是履新不到半年的天津市长张学铭，一个24岁的青年。张市长原本心情相当不错，他刚誊抄了一份滋补粥品的清单，准备给北平的大哥张学良送去。喝粥可以强健脾胃、调理气血，有助于大哥治疗伤寒，戒断毒瘾。

谁能想到《新天津报》整出个幺蛾子，不是添乱嘛。张学铭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连入门都算不上。但对中原大战后的敏感局势，他还是非常清楚的。蒋介石对大哥的提防，人所共知。奉系地界上的报纸竟称“何应钦遇刺”，疑心病甚重的蒋介石该作何想？他不得不对《新天津报》下重手，免得大哥陷入更深的猜忌。

天津发生的事以及胞弟张学铭的种种思虑，张学良并不知晓。在协和医院的豪华病房里，他一整天都在哼念着“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摇摇摆摆摆摇扭捏向前”，呃，梅老板那嗔怨痴狂的味儿真学不会。没事，马上就可以听到正版。张学良订了当晚中和园的包厢，剧目正是梅兰芳的《宇宙锋》，受邀一起看戏的是香港巨贾何东。何家的公子何世礼在东北军服役，担任陆军第七旅第620团炮兵连长，驻守奉天北大营。

9月18日晚上，张学良的节目挺丰富，不仅有梅兰芳的那出戏。看戏之前，张学良约了自己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籍名记威廉·端纳共进晚餐。端纳之于张学良，犹如教堂告解亭里的神父之于忏悔的信徒。少帅思绪纷乱，需要答疑解惑时，端纳就会被召唤。端纳貌似有预见未来的能力，起步价是预判三五年后的事情。更让人折服的是，此人会用一种谶语式的表达点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借着晚饭，张学良想听听端纳对东北形势的看法。日本关东军近期异动频频，与东北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急剧上升。端纳的分析，是超然的上帝视角。中原大战使得国家元气折损，东北军通电入关助蒋后，奉系转而关注华北事务。东北边防空虚，自然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张学良不解的是，日本若真在东北滋事，难道不怕国联尤其是英美的干涉？端纳丢下一个满是玄机的答复：“东京政界高层肯定是忌惮英美的，但日本军人可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听命于政客。”端纳说完起身回家，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赶往中和园。

梅老板的《宇宙锋》晚上九点上演，开场引子“杜鹃枝头泣，血泪暗悲啼”念过，女主赵艳容翩然登场，瞬间满堂喝彩。什么是大阵仗，什么叫名角儿？一张嘴一亮相，就能把人拿捏得死死的。

中和园里唱念做打时，离北平700公里的奉天，另一出大戏也在编排。城外东北军北大营南侧800米，八个人影在黑暗中鬼鬼祟祟，对南满铁路做着手脚。他们将一包包的黄色炸药，塞到了两截铁轨的接缝处。几分钟后，一声巨响打破了长夜的宁静，火光照亮了沉寂的黑土，炸断的枕木四散飞扬。破坏者属于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领头军官是河本末守中尉。干完坏事，他们没急着走，还在现场摆放了三具身穿东北军军服的平民尸体。齐活了，“中国军队袭击南满铁路”，案发时间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

听到爆炸声后，就近埋伏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立刻对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的表情，提心吊胆又歇斯底里。提心吊胆，因为他们只有600多人，600多人要面对的是东北军精锐第七旅，全员8000人。掰掰手指头就明白，这次进攻是必死的玉碎局。因为必死，所以他们歇斯底里，要逞最后的疯狂。

抱着赴死之心的日军，打起来才发现，他们要做的不是送命题，而是送分题。直到600多日军冲进北大营，他们都没遭到过哪怕最低限度的抵抗。日军惊讶地发现，北大营军械库大门上着锁，里面整齐堆放着枪支弹药，坦克也安静地停在车库。于是，屠杀开始了。许多东北军士兵在营房里被射杀或刺死，有些士兵愣在哨位上束手待毙。有着草原生活经历的人，对北大营当晚的情景不会陌生，那是野狼翻进羊圈里任意挑选食物的快慰。平心而论，狼捕食羊的效率算不得高。狼的数量毕竟有限，才600匹。更重要的是，狼所携带的弹药也有限，不足以一口气杀光8000只羊。

“九一八”之夜，北大营里有8000只羊，番号叫东北军第七旅的8000只羊，兵力火力均占压倒优势的8000只羊。此时此刻，他们作引颈就戮状。他们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亦不作他想。当日军的刺刀捅入胸膛时，他们脸上甚至有一丝滑稽的坦然。怎么说呢，他们是在执行命令，忠实地执行着命令。他们执行的命令，叫“不抵抗”。

不抵抗命令于9月6日下达，张学良电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此后，命令未作任何修正。

整个东北军的指挥系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等待大难的降临。说来也是可叹，9月18日晚上，东北军的指挥系统完全处于宕机状态。所有的高级指挥官，都不在他们的岗位上。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沈阳城内参加水灾赈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在沈阳城内出席家宴，东北军代理司令张作相在老家锦州为父治丧。站在决策金字塔尖的人——张学良坐在中和园的包厢里，《宇宙锋》差不多该演到“金殿”这一折了吧。

北大营，一座始建于清末的军事重镇，无比戏剧性地被日军占领。或许，称作“接管”才更贴切。在北大营被接管的那个晚上，茫然的士兵收到的最高和最后的命令，是荣臻打给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的电话：“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果然是道死命令。

抗命不遵的人不是没有，第七旅第620团团长、何家公子何世礼的长官王铁汉。9月19日凌晨，第七旅准备撤离北大营时，遭到日军堵截，忍无可忍的王铁汉下令开枪还击。马克一下，王铁汉下令开的这一枪，是抗日战争打响的第一枪。

殊为遗憾，抗战的第一枪终究是撤退时才被迫打响。从此，东北军一路南撤，抛在身后的是他们的故乡。那里有他们的同胞，还有衰老的爹娘。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第七旅撤离北大营当天，日军侵占沈阳，随后陆续占领东三省重要城镇。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奴役。“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

二、驻华外国记者并不感到惊讶

9月18日晚上，梅老板是在舞台上看出了异样。他扮演的赵艳容正在金殿装疯卖傻，突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张学良包厢，伏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由于隔得远，梅兰芳没有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见张学良猛地站起身来，未同其他宾客打招呼，便大踏步走出包厢。台上的梅兰芳判断，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在张学良耳边嘀咕的人是副官汤国桢，汤副官禀报：奉天荣臻参谋长急电，必须少帅亲自接听。必须少帅亲自接听电话的事，肯定不是小事，天大的事，一件彻底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张学良个人命运的大事。可笑的是，当时少帅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情形”——没准儿跟往常一样，是日本人制造的摩擦，所以他选择了不抵抗。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学良的误判不是全然没有依据。“九一八”事变，最初只是关东军情报科长板垣征四郎与作战科长石原莞尔，背着日本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擅自策划的军事冒险。谁能料到呢，冒险家随手丢下了一颗种子，却收获了比英法面积总和还大的白山黑水。

1990年12月，在结束软禁后，89岁的少帅接受NHK采访，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当时的轻率。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像少帅五娘（张作霖五姨太）寿懿挂在嘴边的话：戏看完了，家也没了。

靠一个孟浪轻信的孩子，去守护祖宗的基业，注定所托非人。令人尴尬，对形势洞若观火的，反而是一些外人，譬如澳大利亚名记威廉·端纳，譬如美国名记、《密勒氏评论报》的发行人兼主编约翰·鲍威尔。鲍威尔是端纳的旧识，两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如果说端纳发现了日本一线军人轻举妄动的特质，鲍威尔则看出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海量胃口。

约翰·鲍威尔

“九一八”事变爆发，鲍威尔丝毫不感到惊讶，他身边的一众驻华外国记者也大都如此。在鲍威尔看来，此前两个月发生的“中村事件”，足以昭示日本对华的所有企图，东京的主基调就是扩大事态，挑动战争。还用问吗？是明牌啊！

一个小插曲，就在事变前几天，鲍威尔在华懋饭店对美国西海岸最有影响力的时评人切斯特·罗威尔进行过一次采访。罗威尔专程从旧金山赶到上海，是为了筹备9月20日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鲍威尔问罗威尔：“如果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举行期间，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学会该怎样应对？”罗威尔被问得有点蒙，历来口若悬河的他一时语塞，顿了好久才颓然回答：“我想，战争会结束一切。”

后来的事，应验了鲍威尔的预言。待9月20日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举行，日军的铁蹄已经在东北大地上肆虐。大会开幕式上，中日双方的代表相互争吵、叫骂，险些上演全武行。不得已，大会组织者临时决定，会议转场气氛相对缓和的杭州。同时，谢绝新闻记者的采访。饶是如此，中日代表激烈对峙的消息还是被捅了出来。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套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发现事实”的口号：事实何需刻意发现？事实就摆在眼前，这个两年一届的会议从来就是日方竭力掩盖事实而中方努力揭示真相的场合。

鲍威尔的论述依据充分。两年前，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阎宝航公开了《田中奏折》。而《田中奏折》正是张学良动用了最隐蔽的情报人员，费尽周折、艰难获取的。

不客气地讲，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记者鲍威尔是对中日关系走势最了如指掌的人。其敏锐的嗅觉，绝非局内人张学良和蒋介石可比。唯一能同鲍威尔媲美的，恐怕只有那位已经下野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了。有点拧巴，同样是先知先觉，中国人顾维钧是因为更具有世界眼光，美国人鲍威尔恰恰是因为更了解中国。

1931年，已经是鲍威尔来到中国的第14年。青年时代的鲍威尔，是一位在新闻实务上无甚建树的记者。1916年，年届而立的他回到了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讲师。一年的讲义还没翻完，一封发自太平洋彼岸的电报，令他的职业生涯变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被称为“美国报人东方泰斗” 的托马斯·密勒，致电院长沃尔特·威廉。密勒变卖了《大陆报》的全部股份，准备在上海筹办一份全新的周报。他请威廉帮着物色合适的人选，与自己共同创业。威廉斟酌再三，想到了青年教师鲍威尔。鲍威尔对中国一无所知，可还是决定赌上一把，毕竟他的新闻理想未曾磨灭。1917年初，他买了一张前往中国的单程船票。

《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于1917年6月9日，秉承“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的办刊宗旨。虽然《密勒氏评论报》是份英文报纸，但对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22年，密勒担任北洋政府专职顾问，鲍威尔全盘接手报纸的采编和经营。他与密勒的办报理念高度一致，难能可贵的是，他更愿意深入中国社会肌体内部去观察和思考，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去报道和评论。1923年5月，为采访一项由美国红十字会资助的赈灾工程，鲍威尔由南京乘火车北上。不承想，火车在河北临城被土匪孙美瑶劫持，酿成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鲍威尔在被土匪关押期间，居然写出了妙趣横生的体验式报道《匪窟历险记》。

一位同中国社会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的人，无疑对中国事务更有发言权。对于这个内忧外患不断的古老国家，鲍威尔有自己的主张：“中国是独立国家，不是西欧或东瀛的附属品。”

从鲍威尔来到中国起，一种强烈的直觉便被他所了解的事实所佐证。是的，对中国独立最大的威胁是日本，日本对中国下手的切入点是东北。“九一八”事变，无非是在证实他愈发坚定的推断罢了。

三、鲍威尔笔下有东北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鲍威尔不觉得惊讶，让他感到意外的倒是国际社会泰然处之的态度。美国政府对日本提出了一份不痛不痒的抗议，列强对事变最初的反应是向“冲突地区”派遣一个观察团。

有没有搞错？这不是冲突，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侵略！鲍威尔决定撇开那些政客，亲自去东北探个究竟。《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之初，托马斯·密勒怎么说来着，“他妈的！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 鲍威尔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团，采访团除了他本人，还有美联社的格伦·巴布、路透社的弗兰克·奥利弗、合众社的约翰·莫里斯、国际新闻社的爱德华·亨特等。采访团里还有个年轻人值得一提，刚结束印度旅行的埃德加·斯诺。他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鲍威尔的小师弟，同时也在《密勒氏评论报》担任鲍威尔的助理。当然，东北之行斯诺还不是主角，他给主角鲍威尔打下手。斯诺真正暴得大名要待五年后，他对中国腹地陕甘宁苏区的造访。

由于《密勒氏评论报》是周报，时效性略差，所以鲍威尔和斯诺都兼着其他媒体的“特约记者”。鲍威尔挂在《曼彻斯特导报》，斯诺挂在《伦敦每日先驱报》。根据鲍威尔的回忆，沈阳陷落后，他就一直负责采访东北的战地新闻。他实际抵达沈阳的时间，应该是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之后，比1931年9月19日稍晚个几天。不过也不会晚太久，因为他赶上了勘察案发现场。不消说，是日本人控制的案发现场。

接待外国记者是日本关东军的新闻发言人岛本少佐，一个操着牛津腔英语的家伙。岛本用牛津腔向外国记者背诵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这儿曾发生了一件意外，穿着正规军服的张学良将军的中国部队，把沈阳郊外的日本铁路炸坏了一段。日本军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在沈阳郊外反击了中国军队。”为了证明自己言之有据，岛本带着记者们前往案发现场——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南侧800米、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

不得不服，日本人的舞台布景和道具都做得很考究。他们哪怕玩一个极其小儿科的把戏，都会抱以成人式的严肃和板正。路段损毁处新换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附近。岛本适时地配上了旁白：他们（中国士兵）就是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呃，从三名中国士兵扑倒的位置看，他们是在仓皇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的牛津腔娓娓道来，渐渐地满嘴跑起了火车。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很小又很关键的细节：三名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没有一丝血迹！不是说被击毙的吗？日本人忽略的细节，却被鲍威尔迅速捕捉。尴尬了吧。《曼彻斯特导报》很快刊发了鲍威尔的报道：《令人生疑的南满铁路现场》。

在沈阳城内，记者那双有毒的眼睛发现了更多奇异的现象。走进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鲍威尔看到墙上挂着很多有趣的照片，上面的人扛着步枪，戴着臂章，却身穿平民的服装。一些还留在沈阳的西方商人悄悄告诉鲍威尔，照片上那些身穿平民服装的年轻人，就是经过伪装的日本兵。他们多达数千人，在事变前以“游客”或者“学生”的身份潜入沈阳。当听到动手的信号，他们便分头占领城内的各处要害位置。动手的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左右，张学良正坐在中和园的包厢里，为梅老板的唱词打着节拍。

鲍威尔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日方便衣军人侵占沈阳》的内幕报道，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并配发了他在照相馆翻拍的照片。他写道：“据目击者证实，有数千化装的日本士兵预先混进城内，控制战略要地。其中，有许多人得意地到日商经营的照相馆里拍照留念，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形迹。所谓柳条湖爆炸是日军为攻占沈阳而编造的借口，整个事件就是日军秘密策划的行动。”《密勒氏评论报》上摊后几小时，关东军参谋部就得到了消息。日军在沈阳街上地毯式搜查各家照相馆，查收了所有让他们穿帮的照片。

但事情败露后的遮掩，如同拿来包火的纸，助燃之外别无他用。何况，给日本人找茬挑刺的是《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随着采访深入，他挖出了更多猛料。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小时，大批日军乘坐火车越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在沈阳一座日资粮仓里，几个月前日军就偷偷构筑了一个野战榴弹炮工事，大炮的炮口瞄准了沈阳的兵工厂。日军进攻沈阳时，粮仓里的大炮齐鸣，将波纹状的铁皮围栏震得漫天飞舞。住在粮仓附近的鲍威尔老乡肯达尔·格雷厄姆，特地带他去参观了大炮。实地勘察的收获是，那些大炮的炮衣上全都标着“采矿机械”。啊，立了大功的“采矿机械”。

上述事实足以证明，9月18日晚上，在沈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东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鲍威尔以他的笔点破了真相，日本人像笨拙的小学生，在他的逼视下订正差错，手忙脚乱，左支右绌。不断积累的羞愧，逐步转化成愤怒，日本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多管闲事的美国记者。1931年底，鲍威尔赴北满采访，写了一篇调查报道：日军以窝藏游击队为由，屠杀了一个村庄3000名中国人。文章彻底惹怒了日本人，关东军剥夺了鲍威尔在东北的采访资格。

乘坐火车南归时，鲍威尔在山海关作了停留。冬日的万里长城第一关，呈现出末日般的萧瑟。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正沿着铁路线南撤，同行的还有大量政府官员和铁路工人。这是东北沦陷时的状况，预示了几年后华北、华东的遭遇。或许，远东乃至世界都在日本人的规划之中。野心勃勃又小心翼翼，是鲍威尔对日本人最深的印象，他看得挺准。在当地邮局发回报社的电文中，他提了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既然日本人已经明目张胆地发动了侵略，又何必煞费苦心来掩饰他们的阴谋呢？真是一个脑回路清奇的民族。

相形之下，中国人就简单很多，有时即便面对日本人赤裸裸的暴行，他们都会忘记抵抗。

四、日本的头号国家公敌

“九一八”事变的系列报道刊出，鲍威尔如愿登上日本人拟定的反日外国记者的黑名单，并且赫然居于榜首。对于他提出的涉日采访申请，日方一概拒绝。他经营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日占区被禁止发行。与此同时，他越来越频繁地收到了死亡威胁。

瞧，日本人的小伎俩，他们总能做到自己不尴尬而让别人尴尬。私下里，鲍威尔会时不时对着墙壁无奈摇头。他性格中有欧美人的轴劲儿打底，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做一件十恶不赦的坏事可以气定神闲，毫无道德包袱而专注于技术层面的雕琢。

比起日本人，更让鲍威尔摇头的是中国人。明明一模一样的长相，内在的差异竟会如此之大。在国家间的博弈中，中国人有一种令人心疼的天真和幼稚。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善良来度人，以为对手不至于干出那么缺德的事。作为旁观者，鲍威尔为中国人的处境而焦虑，他的忧患意识远超局中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六年的形势，表明鲍威尔的担忧绝非多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一周后，《密勒氏评论报》赶印了一期“战时专版”。“战时专版”用大量篇幅对事件起因进行调查、对战事进展进行跟踪、对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进行了报道，此外还特辟几页就报社雇员流失、印刷厂被炸和办公室煤气供应被切断等事宜，向读者做出解释并道歉。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华界沦陷。鲍威尔判断，孤岛式的上海租界不会持续很久，迟早将不复存在。但他依然选择留守上海，确切讲，他毫不犹豫。作为记者，他有义务让西方世界了解战火下的中国，《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刊宗旨就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美国）明了”。

正如鲍威尔所预料的，孤岛时期的上海，在华外国人的境遇也可谓风雨飘摇。此时，上海暗杀之风极盛，已有不少“对日不友好”的外国人死于非命。高居反日外国记者黑名单榜首的鲍威尔，人身安全处于高危状态。不夸张地说，他的生命几乎每一天都受到威胁。环境如此艰苦，鲍威尔却我行我素，继续在上海租界生活和工作。他倾尽所有，勉力维系着报纸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密勒氏评论报》不但对中国各地的抗日战场作了全景式报道，每期还刊发一篇揭露汪伪组织内幕的文章，如周佛海与陈公博间之争执、丁默邨与李士群的暗斗等，均是痛快淋漓，让人欲罢不能。《密勒氏评论报》一时洛阳纸贵，每星期六上摊总被读者抢空，甚至有再版、三版的。鲍威尔只得腾出部分印能，加印读者反响强烈的往期报纸。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外国租界。日本人终于逮到机会，来收拾早就看不顺眼的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于12月13日被日军查封，停刊。一周之后，报社主编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日本宪兵抓捕。他先是被拘押在臭名昭著的大桥监狱，随后又被转押到条件更差的江湾监狱。关押期间，他遭到了日本看守非人的虐待，他却以青苔般的生命力倔强地熬了过来。

1942年6月，美国政府委托瑞士作为中间人，对日进行交涉，以交换战俘的名义将鲍威尔从监狱中解救了出来，并安排其乘坐意大利邮轮返回美国。他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体重已由入狱时的145磅减至70磅，枯瘦如柴，不成人形。他的双脚因为长期湿冷寒冻，且无药治疗而生疽。回到美国，鲍威尔留在纽约，被送入全美最大医院之一的长老会医院。在长老会医院，全美最权威的外科医生马洛理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双脚自趾至踝全部截去，由此成为残疾，终身不能站立。好在经过医护人员不间断的治疗和悉心照料，鲍威尔的身体逐步恢复了健康。

在康复之后甚至在康复期间，但凡身体允许，能够执笔，他便重新开始写作。他的病榻专栏《狱中记》刊发在《纽约时报》上，该专栏如实记录了他在日本人监狱中的点点滴滴，笔锋犀利，措辞尖锐，深受美国舆论和民众的欢迎。美国人将这位深耕中国25年的记者视作英雄，媒体授予他“亚洲最勇敢报人”的荣誉称号。1942年9月7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则一语道出了他备受折磨的根源：“从日军入侵满洲开始，日本政府就将他列为国家的头号公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将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得此消息的鲍威尔不顾医生的劝阻，在明知自己患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仍抱残疾之身，不辞旅途劳苦，前往东京作证。

1946年6月17日，鲍威尔与亲见南京沦陷的威尔逊医生和马琦教士一起，以日本侵华战争美籍目击证人的身份，出席了法庭对战犯的审讯。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第一证人，鲍威尔向法庭详细陈述了事变发生时的真实状况。他当庭阐明了日军关东军是如何偷梁换柱、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如何反诬系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攻占沈阳的全部过程。他还以自己当年的报道为依据，证实了日军的其他暴行，其中就包括他1931年底撰写的日军以窝藏游击队为由对东北某村3000名无辜平民的屠杀。此外，他还回忆了自己曾在东北采访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的诸多事实。鲍威尔的证词，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理性、公平、正义”的审判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鲍威尔原定的计划，在东京审判作证之后，他将顺道回到他生活和工作了25年之久的第二故乡——上海，“极愿一见胜利后之中国，并会晤阔别多年之故人”。可他的身体不作美，牢狱生活留给他一副残躯，东京法庭数次作证后终不堪重荷。他的心脏病复发，医生经诊断嘱其立即返美疗治。计划中的第二故乡之行，无奈作罢。此一错过，鲍威尔便再无机会与中国重温旧谊。胜利后之中国和阔别多年之故人，终而无缘得见。

1947年2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会上人头攒动。鲍威尔应邀登台，发表主旨演讲。演讲完毕，他返回坐席。没想到心脏病发，手捂胸口，突然倒地，不省人事，从此没有醒来，享年61岁。